大正时期日本文化人北京体验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在京 “支那通”影 响巨大，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仅充当了日本文化人探访中国政界、文 化界精英的媒介; 同时作为向导，他们又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后来者中国观察的对象、视角和 逻辑。然而由于常有“以北京代中国”之弊，受其影响，满足于体验而不求甚解的漫游者们 大多满足于道听途说的知识、其涉华认知难以揭示被权威们遮蔽的中国面貌。其次，日本左翼 文化人作为个体旅居北京的活动和创作，及其对日本侵华的批判或与中国左翼人士的联动等都 依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再次，与此相对的，此时期大部分日本来京文化人对其母国侵华 缺乏自觉的反思与批判。这些热爱北京的日本文化人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可以在北京 漫游的前提正是日本曾/正作为列强之一参与分食中国这一历史/现实状况的日甚一日，而其母 国侵略中国的态势便这样被掩盖、置换、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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