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伊万·巴尔苏科夫是十九世纪后期的沙俄历史学者，莫斯科大学皇家历史和俄国古代文物学会会员，皇家古文献爱好者协会通讯会员。除本书以外，他还著有《莫斯科及科洛姆纳总主教英诺森传》（1883年）等书，整理出版了《英诺森文集》（1887年）。本书根据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1809-1881年）的书信、正式文件、同时代人的叙述及书刊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穆拉维约夫“生平事业”。全书分为二卷：第一卷用传记体写成，叙述穆拉维约夫的经历和重要活动；第二卷搜集了1844年到1861年间与穆拉维约夫的活动有关的文件。本书所着重叙述的十九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那时资本主义列强竞相侵入中国，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农奴制正面临着最后的崩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促使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沙俄政府加紧实行对外扩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对中国开展了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大规模侵略活动，先后用武力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割占中国东、西部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所有的侵华国家中，沙俄是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在1858年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穷凶极恶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得力工具，是这个时期沙俄对华侵略的巨魁。他早年因参加沙俄对土耳其作战和镇压高加索人民有“功”，博得沙皇尼古拉一世赏识，连连加官晋级。1847年，穆拉维约夫有土拉省省长擢升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就积极筹划侵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罪恶活动：组织并扩充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派遣海盗式冒险家涅维尔斯科依武装入侵我国内河黑龙江下游、库页岛一带；随后，穆拉维约夫更亲自出马，不顾清政府的多次抗议，率领大批兵船悍然入侵黑龙江，将该河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强行占据。1858年，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之机，用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地区划入俄国版图，并把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接着，他又派遣军队进一步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支持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伊格纳提耶夫对清政府实行敲诈勒索，迫使清政府接受了割地丧权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穆拉维约夫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总代表沙皇，一贯给穆拉维约夫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穆拉维约夫“开疆拓土”、“屡立军功”，曾特颁诏书，予以“钦命嘉奖”，并封他为阿穆尔（黑龙江）伯爵，提升为步兵上将、国务会议委员，赐以双剑弗拉基米尔一级勋章。穆拉维约夫死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又在伯力附近黑龙江岸为他建立一座高七俄尺的塑像，一手持《中俄瑷珲条约》文本，一手拿望远镜，反映了沙俄妄图进一步侵吞我国领土的极大野心。穆拉维约夫的罪恶活动，还得到无产阶级凶恶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无耻颂扬。巴枯宁在1859年到1860年流放东西伯利亚期间，曾百般谄媚讨好穆拉维约夫，恭维他是什么“天才的行政长官”、“伟大的政府要员”、“俄国的救星”。在巴枯宁眼里，穆拉维约夫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竟成了“伟大的爱国事业”。苏联早期学者尤·斯切克洛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巴枯宁的上述观点，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观点。”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学着巴枯宁的调子，狂热地歌颂穆拉维约夫。他们把这个侵华头目吹捧为“优秀的国务活动家”，“天才的外交家”。在伯力博物馆里供奉着颂扬穆拉维约夫的“历史功绩”的巨幅绘画，这正好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面目。本书作者是站在沙俄侵略者的立场上写这本书的，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替穆拉维约夫写传的目的，是为了感念他的“殊勋”，让他“永垂不朽”。但是，作者在替穆拉维约夫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毫不讳言地招认了沙俄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若干资料。本书对研究十九世纪中期沙俄侵华史，仍有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这些资料，揭露沙俄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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